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天下填四川”旅游开发悲歌行之一

严世华

第一个四川移民的始祖是谁？有传说是楚国一个叫鳖灵的人,他有一天不小心失足落水被淹死,尸首不是顺流而下,而是逆流而上,一直冲到郫。更奇怪的是,刚打捞起来,他便复活了。望帝听说有这样的怪事,便叫人把鳖灵叫来相见,两人谈得很投机。望帝觉得鳖灵不但聪明和有智慧,且很懂得水性,又是个人才,便叫他做了蜀国丞相。鳖灵任丞相不久,一场大洪水暴发了,是因玉垒山挡住了水流通路。这场洪水之大,和尧时暴发的洪水差不多,人民沉浸在水潦里,痛苦不堪。鳖灵带领人民治水,并把玉垒山凿开一条通路,让洪水顺岷江畅流而下,这样就解除了水患,人民从此安居乐业。鳖灵治水归来,望帝因他治水有功,自愿把帝位禅让给他。鳖灵接位后,号称丛帝,又称开明帝;以后他儿子继承帝位,也都称开明帝。鳖灵,快读即冰,“鳖, 即一名神守”;楚语,神守发音如蜀守。故留下都江堰到底是鳖灵,还是李冰开凿的千古之谜？

搁下争议暂且不论,但从这段传说可以得知,开明氏应该是荆楚之地的一个部族首领。荆楚,泛指今湖北一带。开明氏便是沿长江迁入成都平原的,在入蜀之初,曾定居在今乐山一带。《华阳国志》也有一段记载：“江州以东,其人半楚”,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开明氏入蜀。如果单纯从时间与地望上考量,开明氏入蜀,可以算是四川历史上第一批“湖广移民”。
前不久,我到成都对龙泉驿的旅游开发考察之行,意外地收获了四川移民史两大新发现：
一是原认为洛带只是清初粤闽赣客家先民迁徙聚居地,却发现不仅于此,这里还是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湖广填四川”移**动（以鄂湘移民为主体,波及十多个省）目的地之一。
二是曾经误认为四川的移民史只始于300多年前的清代,没料到这一连绵不断的大迁徙历史要一直追溯至2300多年前的秦始皇时代。
由此,越挖掘、越深感整个四川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跨越时空、跨越地域的“天下填四川”的移民史,其中贯穿着一条华夏2300多年来可歌可泣的“忧国忧民”悲歌主线。在历经漫漫历史长河一浪又一浪波澜壮阔的不懈大迁徙中,在多地域、多文化、多民族的大融合以及大洗礼后,当今可谓人才辈出。且看,以下这些由外迁川,可圈可点的移民后裔名人榜：
明朝洪武十三年,***前祖辈先从江西庐陵迁湖北麻城,又移至四川**。
清代初年,朱德元帅的祖先从广东省韶关县迁入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
清代康熙末年,陈毅元帅先祖陈尧钦从湖南宝庆府新宁入蜀落户乐至。
清代初年,聂荣臻元帅的祖先从江西迁至贵州,又由贵州迁至重庆江津。
清初,刘伯承元帅先祖从湖北荆州府江陵县入蜀到重庆市云阳县关口乡。
清代初年,罗瑞卿将军的先祖“湖广填四川”时,由湖北麻城迁川南充。
清代初年,张爱萍将军的祖先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迁至四川达州罗江。
清代初年,原国务院总理李鹏始祖李朝翰由湖北省麻城举家迁川成都。
清代初年,著名作家李劼人先祖靠售祖传“朱砂保赤丸”由湖北黄陂入川华阳县。
清代初年,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从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迁至成都新繁县。
著名作家何其芳的祖籍湖北麻城孝感乡,后“湖广填四川”入川万县。
清代初年,著名作家沙汀祖籍湖北黄冈县,其太祖杨启梁携家迁移入川。
著名作家马识途祖先湖北麻城孝感乡,后随“湖广填四川”抵川忠县。
清嘉庆年间著名作家巴金（李尧棠）的先祖李介庵由浙江嘉兴入川居成都。
公元1682年至1710年间,留英作家韩素音的祖先从广东省梅县迁至四川郫县。
公元1781年,大文豪郭沫若的祖先从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移民迁至四川乐山。
清代初年,“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的祖先从福建汀州府迁至四川富顺。
清代初年,现代教育家李宗吾的祖先从广东梅县迁至四川富顺。
清初,天文学家刘子华的祖先从江西迁至成都东郊洛带。
著名作家艾芜原名汤道耕,由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始祖汤万景入川。
著名作家阳翰笙原名欧阳本义,祖先由湖南安仁县被官方胁迫入川高县。
……
那么,这一历史悠久、规模浩瀚、声势悲壮的大迁徙之源头,又从何谈起呢？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那股向四川迁徙的首次移民潮始于公元前314年
此事的史实是据《汉书》记载：“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另据《华阳国志》称,鉴于蜀地“戎伯尚强,乃移民万家实之”。这次“由秦填蜀”的先期移民规模非常浩大,若按一家五口计算,大约有5万人之多,且移民们大多来到成都,也有一些就在入蜀沿途扎根安居。
这一独特的刑罚的历史背景是:早在秦惠文厉马雄兵准备吞并六国之时,秦将司马错就建议秦王灭蜀,即将面积广大、山川纵横、水土丰饶、人口众多、百姓富足的蜀地作为大后方,为秦王朝的统一道路提供充足钱粮和扩张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巴蜀两国,秦军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就先灭了古蜀国,后灭了巴国,从此,巴蜀纳入秦国版图。灭巴蜀后,怎样改造巴蜀又摆在了秦人面前？令司马错没有想到的是,巴蜀最初并没有给他带来秦国渴望的物资;相反,倒是带来了无穷烦恼。他率军占领巴蜀后,巴蜀的经济状况很差,岷江水患使整个巴蜀盆地当时的生计状况极差,秦国派去的官员和**还要秦国政府倒贴。于是秦国人派李冰任蜀郡郡守,历时14年,创造了世界水利史上的惊世之作——都江堰建成竣工。从公元前230年始,又有十万秦国人,陆续从北方迁往蜀地,与当地居民共同开垦广阔的平原,盛产并囤积的粮食使蜀郡成为当时天下最大的粮仓。从此,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仅成为秦国重要的后勤基地,同时,也是用来遏制它的强敌——楚国的桥头堡垒。
当时的秦国正力敌六国之师,急切需要巴蜀为它的统一道路提供后援。统一是军事实力的角逐,也是国力的比拼,强大的**加雄厚的国力才是真正的王者;而唯有扩大疆域移民,方能解决这一经济难题。基于此,秦惠文王一纸令下:俘获六国王公贵族、地主富贾,与秦人为敌、不守法纪者,举家迁徙至蜀;秦国国内作*犯科者,流放至蜀。他死后,这个法令被子孙延续下来,长达一个世纪的迁徙,数以万计的移民,构成了巴蜀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浪潮。
随后,在秦朝**杀向六国攻城掠地、南征北伐的同时,一批又一批移民由秦向蜀背井离乡地迁徙。以至于公元前238年,这支滚滚迁徙的大军中居然出现了一个如雷鸣贯耳式的名字——吕不韦。贵为秦朝相国和文信侯的他,曾权倾一时,后只因其门客扬言**,被秦始皇嬴政诛杀,吕不韦也难逃“与秦人为敌”之咎,被贬居蜀中。此时的吕不韦被罢职流放,自是牢*满腹。他吕不韦眼看自己经营了几十年的政治生意血本全无,在蜀地又不知道将会受到何种待遇？悲难自禁,在绝望之中于入蜀驿道上饮鸩自尽。而我正在考察的龙泉驿,历史上其实就是历代王朝设置的一个驿站,古时五里一店,十里一铺,三十里一驿站,故称龙泉驿;它因出成都东门,加之是连接成都与重庆之间最为近便的交通干道,又称为“东大道”。
不过,那些来自赵、魏、楚等国,被俘获的家有千金之财王公贵族、富商大贾和当地望族们,则比吕不韦“想得开”。这些人有钱有势,秦人生怕他们留在故土滋事,于是便将其发配至蜀“软禁”。可他们却不这么想,这不正中下怀吗？与其强留在故土与秦人为敌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还不如到了西南腹地成都平原,这样秦王朝鞭长莫及,反能一心经商,安享太平。
其中赵国卓氏的话颇能代表商贾们的心理。他的祖先原是赵国人,其祖上因冶铁而致富,秦国灭了赵国以后,卓氏祖先以俘虏的身份被强制迁移到了巴蜀。他说：“吾闻岷山下之沃野,下有蹲鸱（即芋头）,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他来到临邛（今邛崃）后,见临邛山中多产铁矿,却无人开采,不由大喜过望,随即大量招揽滇、蜀两地百姓上山采矿,交由随行的铁匠铸铁。卓氏采矿,只需上缴政府少许银两,是一本万利的行当。战国年间,铁器在蜀地尚不流行,卓氏的铁器因而极受蜀地百姓欢迎。几年下来,赵国卓氏富甲天下,单家中仆僮就有千人之多。这个因祸致富的卓氏,就是后来因一曲凤求凰和司马相如创造“中国第一私奔”的卓文君之祖上,卓家一直到了西汉文帝时期其父卓王孙这一代,地位显赫仍在蜀中不可动摇,并由于社会稳定,经营得法,他们不但产铁,还拓展了酿酒业,甚至餐饮业,其所处的圈子完全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圈子。这当中,鲁国程郑也是靠在临邛铸铁发家,富比卓氏。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说他们“富绛公室,豪过田文”,田文即战国门下有门客3000的齐国孟尝君,由此可见卓氏、程郑的派头。
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有一章叫《货殖列传》,专门记载了西汉初期的富豪—他称之为“贤人所以富者”。财经作家吴晓波闲来无事,算了一下有21个名字,把这些人所从事的产业一一排列出来,突然发现,两千多年前的财富积累好像与当今并无太大区别。两千年来最容易发财的产业是能源业、流通业和金融业，其余者只要能专心于一个小的产业,做到第一,也可进富豪榜。在司马迁的这张“西汉富豪榜”上,排在前四的竟都是冶铁业者。第一位是四川地区的卓氏。他原本是赵国人,秦灭赵国后,卓氏一族被洗劫一空,只剩下夫妻两人,推着一辆小板车被流放至临邛（今四川邛崃）,就着当地的铁矿资源大搞冶炼铸造,把产品销往滇、蜀各地,不久就富甲天下,家里的奴仆就多达千人。榜上接下来三位分别是来自山东的程郑,魏国的孔氏和鲁国的曹邴氏,致富之道与卓氏相似。
排在第五位的是齐国的大盐商刁闲。齐国以沸煮海盐而闻名天下,一向富足的齐人对奴隶非常轻贱,认为这些人凶悍狡猾,而刁闲则大量地收留他们,让他们去打渔晒盐,然后带着这些人四处贩卖,结交各地的官吏,终于累积起数千万的财富。盐铁之外,第二大致富产业是流通业。司马迁记载,当时的大运输商拥有上百乘马车,上千辆牛车,有的还有大型船舶。其中最出名的是洛阳的师史。他家共计有上百辆车,在各郡国周游经商,足迹无所不至。第三大致富产业是种殖业,司马迁列举了两个商人,分别是任氏和桥姚。任氏的祖先曾做过看管粮仓的小官,秦朝败亡时,各路豪杰争着抢夺府库里的金玉,而任氏则独独挖窖储藏粮食。后来,楚汉两军对峙,老百姓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于是豪杰们抢去的金玉都归到任氏手上。桥姚则是在边陲地区致富的商人,他养了上万头牲畜,家中粮食以万钟计算。第四大致富产业是铸钱业,也就是金融业。汉初允许民间铸钱,不过铸钱需有铜矿资源,所以非王侯官家背景不可得。当时最大的两个铸钱商,一是吴王刘濞,他是刘邦的侄子,另外一个则是叫邓通的“黄头郎”。邓通出身平民家庭,少年时被征召入宫,在未央宫里当一个划游船的“黄头郎”。据传,有一次汉文帝梦见自己怎么努力也登不上天,正着急之际,来了一个貌若美玉的黄发少年,助他一臂之力,顺利地登上了天。第二日,文帝游船,陡见头缠黄巾的邓通,便认定他是自己的“登天贵人”,从此百般宠幸,官至上大夫。汉初诸帝都有同性恋的癖好,所以又有记载邓通与文帝有“断袖之交”。当时,吴王钱以发行量大占优势,邓通钱则以质地优良取胜,两币流通全国,有“吴币、邓钱布天下”之谓。日后,“邓通钱”甚至成了货币的代名词。
除了上述四大产业中的超级富商之外,司马迁还十分简略地列举了当时另外一些有名的商人,比如,秦杨以从事粮食生产而成为一州首富;田叔靠掘墓的勾当也成了富豪,在今天大抵算是文物贩卖业;桓发，从事的是“博戏”,就是今天的**业;雍乐,靠的是走街串巷的零售成了富足之家;雍伯,贩卖的是女人用的胭脂水粉,在今天就是化妆品业。
这些人致富的秘诀是什么呢？司马迁一言以蔽之曰,“此皆诚壹之所致。”就是专心一事,专业经营所带来的。这是商业成功的不朽之理。细想司马迁的这段记录,是很可以再三玩味的。《货殖列传》中所记录的当代富豪不过区区21个,以当时信息传播的落后,能够进入到宫廷史家耳中的名字,必已是天下闻名之人。而这些富豪中有不少人从事的都是薄利多销的产业,如果没有相当的规模化生产以及广泛的销售能力,是不可能积累出巨额财富的。所以你看到了,两千年来最容易发财的产业是能源业、流通业和金融业,其余者只要能专心于一个小的产业,做到第一,也可进富豪榜。读到这里,你作何感想？
这一切无疑是秦王最希望看到的。秦王大规模移民,除了对付六国豪强外,也希望蜀地藉此得到开发,蜀人与秦人尽快融合,早日消除敌对情绪,成为秦王朝的大后方。见效果不错,秦人进一步废除巴蜀文字,在蜀地大力推行小篆。有学者认为,巴蜀是秦国大力推行文字统一措施的第一站。与此同时,押送这些移民来到蜀地的还有一批大规模的秦国**。因蜀国新亡,迁徙入蜀的豪强、犯人随时可能**滋事,并不能令秦王完全放心。在秦王的授意下,秦将陈壮、张若、张仪先后率大军至蜀。不难想象,这支深入蜀地的秦军是秦国最精锐的**之一。但令世人感到惊奇的是,在迄今可以查阅的秦国官方史料中,却未曾提及过这支秦军的情况。在秦汉,为国戍守四方的将士往往能得到国家的最高荣誉,为何秦国史官没有记载这批戍守远方的将士？难道他们曾是秦王朝的最高机密？
众所周知,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军力最强。它之所以最终得以“横扫六国”,与之在公元前356年,秦王遇到的一个叫商鞅的人有关。《史记》记载,他们俩人挑灯夜谈三天三夜。结果,商鞅的治国之道完全打动了当时的秦王;从此,商鞅开始执掌秦国的大权,进而秦国便有了一个延续135年的国策:耕战。商鞅告诉秦人,生活中只有两件事:耕田和打仗。只有强大的农业才能支持不断扩大的战争,耕战策略最终成就了秦国一统天下的抱负。从商鞅变法起,秦国就像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纳粹和日本皇军那样,开始实行把**职业化的体制,也就是使军人专业化。假使你参观一下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看过那完整的地下军团,士兵和军官各就各位、整装待发的阵容;就可以毫不谦虚的说:至今在世界军事史上,是秦军最早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军衔体系。那时它的组织和管理已经很接近今天的现代化**了。这种等级森严、井然有序的军制使秦军的作战效率要远远高于其它诸侯国的**。
且他们灭六国**的速度之快,疆域之广,更是今人拍案惊奇！可以想象,当秦国的百万虎狼之师对六国发动了灭国之战时,犹如黑云蔽日一般的秦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天下;如史记中所载：“秦尚黑,秦崇水德。”自公元前230年灭韩国;2年后灭赵国;3年后灭魏国;2年后灭楚国;次年灭燕国;到公元前221年,灭掉最后一个诸侯大国——齐国。仅仅用了10年。
天下太平了,不用再打仗了。秦国许多老百姓买酒买肉庆贺,出现“天下大脯”盛况。一名秦军士兵在家书中高兴地写道:“今天是我国消灭各国的日子,大王赏给我们每人一杯美酒。”可是,这支能征善战的百万帝国军团,却在秦始皇死后仅仅三年内神秘消失了,为世人留下旷世久远的千古之迷:他们魂落何方？今人已经无法通过史料来获悉这批人的信息了……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公元1992年在成都龙泉驿惊现上百座秦军士兵墓葬

这上百座墓葬位于成都龙泉驿,它们井然有序地排列在近万平方米的区域中,墓主的身份很快水落石出,他们正是2000多年前戍守蜀地的秦国士兵,自此,神秘消失了旷世久远的千古之迷被破解了——战国时期,百万秦国军团曾经带着盐和长戈走到了中国许多地方,这支入蜀的秦军显然也是他们其中的一部分。

据悉,还有50万秦军的下落。也在广东省龙川县的佗城找到了下落;原来据史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王朝平百越,设南海、桂林、象三郡,龙川县属南海郡,赵佗为首任龙川令,为岭南最早设置的县份,史称“百粤首邑”;后应赵佗之求迁来1.5万名女子与士卒结婚,但50万大军的下落均无记载,给史家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经深入调查,广东龙川拥有4.1万人口的佗城镇结果查出姓氏179个,其中该镇仅有2000多人口的佗城村竟然包容了140个姓氏！而这179个姓氏终于解开历史上的“千年史谜”——2000多年前秦朝50万南下大军的下落据此“尘埃落定”;佗城原名龙川城,是为纪念首位县令赵佗而易名;这里称的上是“中华姓氏第一村”。

龙泉驿新出土的这百座墓葬分为四个区,可能代表了**中的不同兵种,朝向正东西方。历史上,墓葬的朝向往往能代表死者临终前的某些信仰与愿望,古蜀人的墓葬就是北偏西朝向故土岷山的。秦在蜀的东北方;显然,这支戍守蜀国的秦军许多人到死都没能回到故土,无休无止的战争耗尽了他们的青春。而另外一些士兵可能不幸战死沙场,他们死后的墓葬一律朝向东方,朝着故乡秦国。墓坑全部是土穴结构,上宽下窄,墓室凹凸不平,布置得非常潦草。几块椁板象征性地置于墓坑中,所谓椁板,是古代一种连**都算不上的葬具,古时无钱下葬的人才用这种简单的葬具敷衍了事。由此看来,秦国士兵的地位并不高。数以万计的秦国士兵来到蜀国,历史并不曾厚待他们,这些客死蜀地的军人就连死亡后,也只能以最卑微的安葬。

出土遗物里透露了秦国士兵的生前生活。锋利的铜矛是他们的兵器,众多圆底陶罐和尖底盏或许是餐具。锈迹斑斑的“秦半两”零星散落在尸骨旁边,多则二三百枚,少则几枚。“秦半两”是秦王朝的官方货币,这些“秦半两”看来已是士兵们一生的积蓄。墓葬中除了兵器、陶器、钱币,还有镰刀、fu头和凿子。显然,士兵们不但要卫戍蜀地,还需自给自足,从事劳动生产。这并不奇怪,秦始皇曾向岭南派遣过多达50万的戍边**,这些将士最后几乎通通脱下甲胄,与当地土著融合了。这支来到蜀地的特殊移民,说不定最终也扎根在了蜀地,与蜀人融合在了一起,他们已经入乡随俗,用蜀人特有的圆底罐、尖底盏海吃海喝,一些人还用上了色彩鲜艳的漆器。曾经水火不容的蜀人和秦人此时相互影响,敌对早已成了过去,文化的统一和融合才是战争的根本目的。

长眠于地下的秦国将士并非全部默默无闻、无名无姓。在墓葬发掘过程中,考古学家找到了一枚铜印,印上赫然刻着两个汉字——杨悲。据猜测,这名叫“杨悲”的士兵很可能是秦军军营一名下层文员,每当军中要发布命令时,他便在公文上盖上印章,一来二去,他的名字已经像军令一样为每个士兵所熟识。跟许多士兵一样,杨悲死后也没能回故乡安葬,他的战友将他埋葬在公共墓地,并把这枚伴随了他大半生的铜印一起放了进去。二千多年后,作为千万个秦国戍守蜀国士兵中的一员,杨悲的遗物幸运地令后人想起了这个秦军文员。

2003年7月14日,继龙泉发现以上的秦军墓群后,又有新的发现——秦代移民“酣睡”龙泉二千多年现世。龙泉同安镇秦代古墓群又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与前几次发掘一样,文物多系劳动工具;据此,考古人员推断,同安墓葬群应是一个移民墓;这次在３号墓里又发掘出２００多枚“秦半两”钱币;目前,这个墓群中发掘的“秦半两”钱币已经超过１０００枚,是历次发掘中出土“秦半两”最多的;除了钱币,**内还堆满了各种生活用具,有铜鍪、铜釜、铜fu、陶瓮、陶罐等;在大量的随葬品中,以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为主;据考古人员介绍,秦统一六国后,为发展生产曾大规模向川内移民;目前出土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劳动工具、生活用品，少有兵器;由此推断,这个墓应该是秦统一六国后,人们生活相对稳定时期的一个移民家族墓葬群,另外,前从２号墓中发掘出一具完整的尸骨,其身高居然在１.８５米~１.８６米之间;当时的蜀人,身高少有这样高的,这也佐证了这是一个移民墓群的推测;龙泉驿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方全明在发掘现场说,这次发掘的这个秦墓群只有８个墓坑,因此它并不是成都地区发现的最大规模秦墓群.准确的说法应是近几年发现的最大秦墓葬群……

●人挪活,当中原文化随移民入川,巴蜀也由偏安一隅首次成为中国的巴蜀

移民初迁异地,难免思乡心切。至今在四川洪雅的花溪河就有一个古称泾水,它跟秦地的泾水同名,或许这是秦代移民思念故乡,故而命名;上世纪70年代末,在青川郝家坪 50 号秦墓中出土了一件《为田律》木牍,这是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由丞相甘茂颁布的耕作律法;可见随着移民入蜀,秦代的律法与风俗也在蜀中蔓延开来……

当然,迁入移民为当地带来更多的好处还是耕作技术的推广普及。比如四川荥经大相岭一带的牦牛羌,当时尚是一个游牧部族,而移民带来先进的耕作技术与锋利的铁制农具,使四川乃至云南也在此时悄然完成了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转变,随之,中原的文字、语言也在此时被带进了成都平原;这些秦民的移入带去了北方的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技术,使中原文化、生产技术得以在巴蜀迅速传播,有利地促进了巴蜀社会经济的发展,巴蜀也第一次由偏安一隅的巴蜀,成为了中国的巴蜀。从此,两个古老的民族—巴蜀,在秦国封建化改革、文字统一、人口迁移等政策直接统治下,居住巴蜀地区的巴人、蜀人迅速融合到中原文化之中,直至西汉中期,已不再具有原有的民族特征。

其实,自秦开始向蜀国强制性地迁徙移民以来,还有另一类中原的名士墨客移民不可小视,那就是众多逃亡者和流民携妻带子因避难而来到了巴蜀。《史记•孟子苟卿列传别录》曰：“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被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另据《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家族也是典型的逃亡奔蜀的后人,“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知伯弊。当是时,逼扬侯,逃于楚巫山,因家焉。楚汉之兴也,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可见,汉之前,就有商鞅的老师尸佼和扬雄的祖上因避难而入蜀。

这些**者被官方胁迫,而主动选择避难巴蜀者,大体有三个原因:一是巴蜀虽去途艰险，但偏安一隅,从心理上容易给人安全感,何况比起当时可避难的边地岭南、滇地和河套地区,文明开化较早的巴蜀也是上上之选;二是因为秦太守李冰在成都平原建成了举世闻名、万代受益的都江堰,使成都“水旱从人,不知饥谨”,所以巴蜀盆地成为了被人所向往的“天府之国”；三是巴蜀地区自古多神秘稀奇,那只因一条虫子“蚕丛”而得名的蜀,因一条蛇“巴蛇食象”而得名的巴,巴的山与蜀的水自然会给人一种探索的兴趣和顺便去旅游看看热闹的欲望……

没承想,这种将巴蜀甚至朝廷视为避乱隐居之地的历史,成为后来代代相承的传统。巴蜀自古以来也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避难的地方。你看当初项羽称霸之后封刘邦为汉王,以达既放逐了刘邦,又可监视他之目的;而刘邦似乎也很乐意,带着打天下自己的一帮哥们充军一般到了汉中（汉中也是蜀国的一部分）,从此励精图治,几年时间就把天翻了过来;而当刘邦的后代丧尽了汉家天下,一个不知隔了多少代的、远到不知边的、以织席为生的自称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同样选择了立足蜀国的路线,只是与强大的中原势力比起来,小小的蜀国岂是对手？终将走上灭亡的道路,而灭亡本身又是重生的开始;就连今人蒋介石,日本侵华丢了首都南京,仍居重庆建陪都抗战八年,此为后话。在两晋之交的公元301年,四川曾发生了一次大**。当时蜀西豪强李特纠合流民二万余起兵反晋,自称镇北大将军,在绵竹（今德阳市黄许镇）扯旗**,陷广汉,围成都,入城即大**,他死后儿子李雄称王成都又称帝;其粗鄙无文、杀人如麻并作恶多端,戡乱长达五十年。及至西晋末年,中原刚兴“八王之乱”,随后引发“五胡乱华”,又进入胡族大肆**汉人的纷乱年代,为活命迁徙的流民潮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当时秦、陇六郡饥荒,十余万流民避乱入蜀就食;后因留恋蜀地富饶,不愿被遣返回乡,遂起兵反晋,并在蜀地建立“成汉”政权;由此造成巴蜀地区连年战乱,土著居民逃亡殆尽,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在流民建立的成汉政权后期,为补充农业人口,从今贵州境内招引大批僚人(少数民族)入蜀,迁居四川盆地东部及盆周山区,文献记载有“十余万家”之多,即达五、六十万人;由于六郡流民素质较低以及入人蜀僚人尚处原始渔猎经济阶段,这次移民浪潮虽给巴蜀社会注入了新鲜的民族血液,但终归负面影响多于正面影响。“僚人入蜀”丰富了南来移民的蜀国移民史,对民俗影响颇大,至今川内还留有崇祀竹王、凿齿穿耳、实行悬棺葬等遗迹;但它只是增加了蜀地的人口,可僚人仍保留着某些氏族制度的痕迹,生产力低下,使得蜀地的经济发展趋于停顿近三百年。

而唐代的“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则是以入蜀避难开始,关中及中原地区的知识精英及优秀文化就逐渐开始向蜀中转移。这种转移过程,到了黄巢起义,即所谓的“广明之乱”后,唐僖宗再度避乱入蜀并滞留长达3年时达到了**。在这些蜀地的避难者中,有唐玄宗、唐僖宗两任大唐皇帝和他的团队,有李白、薛涛的祖上,有流落蜀地因词风相似,抒儿女风情而写下了一代《花间集》的词人,也有最终在成都留下了一个诗歌草堂的杜甫。由于他们的避难到来,成都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当时中国版图上除江南南唐以外的另一个文化重地,一东一西遥相呼应。当时大诗人李白用了一组花团锦簇的诗句,写下:“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从中道出了成都城丝毫不比长安差的富丽与繁华。

谈起《花间集》再插叙一段:这些爱写身边事、抒内心情感,尽显婉约词的风格,并喜欢关注女人和坚持身体写作**于蜀的诗人们,有个很暧昧的称号:花间派。流连花间的,当然都是男人。且瞧派首韦庄的:“何处游女,蜀国多云雨。云解有情花解语,窣地绣罗金缕。妆成不整金钿,含羞待月秋千……”。又如温庭筠说,“含娇含笑,宿翠残红窈窕”,“雪胸鸾镜里,琪树凤楼前”,写美女晨起后对镜梳妆的情形。那“雪胸”是个男人都想得到。要问温诗人笔下这美女为何含娇带笑,大抵离不开如韦庄描述的昨夜故事：“髻鬟狼藉黛眉长,出兰房,别檀郎。角声呜咽,星斗渐微茫。”那一夜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头发乱了画眉糊了,该发生的事情自然发生了。如果说温韦还算含蓄,那么为《花间集》作序的欧阳炯就绝对够豪放。他曾写道：“垂绣幔,掩云屏。思盈盈。双枕珊瑚无限情。翠钗横。几见纤纤动处,时闻款款娇声。却出锦屏妆面了,理秦筝。”这基本上是一段可直接搬上银幕激情戏的分镜头剧本,而且还不用担心被剪,虽身影交错娇喘声闻,但“垂绣幔，掩云屏”呢,想要看究竟只能钻到银幕里面去……这些花间派男人的含蓄更诱惑,比今日影人直白露骨的“全裸”把握得更好:流俗,但并不流氓。

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唐末五代时期,那时先后经历了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后的晚唐政权终于在风中倒塌了,全国进入了中国最混乱的一个时期,诸侯割据,武夫当道,战乱频仍,刀兵不断,虽然这段时间较短,但改朝换代频繁,这就是历史上的五代十国。不过,在这比较短暂的一段时间内,南方形成了几个较为安定的割据政权。割据者既无统一全国的实力与雄心,又无励精图治的长远打算,只苟且偷安。很快形成了两个较为引人注目的中心,这就是以声色艳词、奢靡消遣而形成的西蜀（前后蜀）和南唐。这两个地方都收容了为数众多的北方避乱文人。那时候,辗转流寓避难巴蜀的人们,对短暂的太平盛世、歌舞升平有过怎样的期待和眷恋？而蜀国的本地人,对这些来自京城的文化人和时尚贵族有过怎样的喜欢、艳羡和景仰？

如今,那位后蜀末代皇帝孟昶和花蕊夫人遍植的芙蓉,给一个城市赋予了一个美丽的名字——蓉城,也给中国人的内心注入了一份柔软与温情。但别忘了,以上这些入蜀的著名“新客家”文化人,已非土著:李白,可能是个混血儿;那位薛涛,原是长安人也;而《花间集》的重要词人李絢则是个波斯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时的巴蜀人已是“不正宗”的四川人了。

正所谓:“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扰;亦真亦幻,难以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拥有过！这样执着…究竟是为了什么？”